孙树芳

        从1405年到1433年之间，郑和七次下西洋[1]，历时近30年，这标志着人类的活动舞台发生了从大陆向海洋的历史性巨变。它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预示了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郑和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却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因为在这稍后，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也开始了另外一项远航事业，这就是所谓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事业。那项大航海事业，根植于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中。这个文明的土壤与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嘎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现在看来，在皇权直接支持下的郑和远航乃是一首东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壮的绝唱，它使这个文明日臻成熟和完善。而在欧洲，得到国王和民间商贸力量支持的哥伦布、达·伽马组织的大航海活动，却使欧洲成功地实现了从大陆帝国向海洋帝国的转变。从欧亚大陆的两端看，双方几乎是同时开始向海洋大进军，郑和“下西洋”的进军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对“新大陆”的进军。但最终欧洲成功了，而中国却未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回顾历史，郑和远航是否有可能实现中国社会发展路向的大转折，使中国完成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呢？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对郑和远航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向做一番探讨。

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农耕民族。起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文明，拥有广大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地理资源，以牛耕为特色的水利农业文明构成自足发展的体系。正如郑观应所说：“古之时，小民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2]再加上独特的自然地理面貌，使它很早就具有大陆河川文明及水利农业文明的特征，被大漠和峻岭阻隔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并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大陆帝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西方要高得多。
        从明中叶到鸦片战争的清代前期，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已经是封建制度的最后阶段，但是它仍完整如初地屹立在那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世界却正在经历着巨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结束了历时千年的封建制度，早在明朝初，资本主义已经越过了萌芽时期，而进入了原始积累阶段，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准备着必要条件，到了明中叶的武宗、世宗时期(16世纪)，资本主义已经正式揭幕了。当新兴的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正要以其所具有的雷霆万钧之力向世界扩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3]而中国则依然故我，始终迈不出萌芽阶段。结果，它既不能自动地走向资本主义，也不能被动地走向资本主义。
        欧洲，特别是就西欧而言，它的社会发展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反差。在14至15世纪中期的100多年间，西欧的许多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马尔萨斯危机”(即黑死病、传染病、人口大量下降和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期间，西欧尝试着通过地区间贸易和海外商业的扩张、推动农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领土的巩固和国家君主及新生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来克服危机。从长期来看，这种危机加速了农奴制的解体。在西欧，多数国家拥有较好的可航行的河流和沿海水域，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西欧便于进行商业上的相互联系，而且农业发达。这种贸易网络早在12世纪后半期便建立起来。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沿大西洋岸的葡萄牙、西班牙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驱，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郑和“下西洋”就转向海洋进军，而最终未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呢?并且导致后来两种类型国家(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发展道路南辕北辙了呢?
        从15世纪以来，因郑和“下西洋”致使中国坐失取得海洋主动权良机的原因，美国着名学者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是内陆国家、封闭国家，而古希腊城邦以及后来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都是海洋国家。由费氏开创的“冲击——反应模式”，许多西方学者表示赞同，并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共鸣。但问题是，大陆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是“内向爆炸”，即因为它的封闭和隔绝，其人口增长只能在国境之内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决；而海洋国家则取“外向宣泄”方式，即将其人口通过海外殖民而输送到诸如美洲、非洲和澳洲等地方。而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已与过去迦太基人、罗马人的那种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时已进入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时期，在原始积累本身力量的驱使下，一些西欧国家开始了世界性的征服和掠夺，即“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4]马克思接着又具体指出：“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 [5]所以这些国家来中国通商，乃是它们对世界掠夺和征服的一部分，这与过去长期以来的市舶贸易和明代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了。但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一次次丧失发展机遇，终于在19世纪中叶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况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方面来说，费正清的分析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但揆诸历史实际，就此认为大陆国家是停滞的或静止的，则稍嫌粗疏，因为晚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时期，中国确曾一度出现过海洋发展路向。
        发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其经济重心，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管理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和处理与匈奴、突厥等西北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称为“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所以我们说早期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国家，尽管在汉代以前已与南洋和东洋的国家发生密切的海上联系，但以内陆为中心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隋唐时代，特别是宋元时期，中国就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晚唐以降，对外关系发展很快。陆路上贸易比较重要的是与周围各族(国)的缘边互市，外国商人来华经商的也非常多，他们能“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 [6]。海上交通有固定的航线，据“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所举最重要的七条通国外路线，除五条为陆路外，海道两条，一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一为“广州通海夷道”。[7]外商来者既多，且复多散居沿海口岸或内地，开元初乃设市舶使以掌之。其后贸易日盛，而市舶之利，遂成为国家一大收入。两宋的对外贸易，在通商的范围和贸易的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宋初只在广州设市舶司，后来在明州、杭州置司，故当时有“三司”之称：“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后又于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于明州定海县，命监察御史张肃主之。明年，肃上言非便，复于杭州置司。咸平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听蕃客从便” [8]。通商的国家和贸易的内容，主要是：“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眉流，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磁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矿、宾铁、玳瑁、玛瑙、车渠、水晶、蕃布、苏木之物”[9]。可见北宋的对外贸易已比唐代发达。
        由唐历两宋逐步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在元朝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到了明代，便又大大活跃起来。就对外贸易来看，明清两代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从明代中叶起，旧的通商关系开始结束，新的通商关系从这时开始。明初曾一度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一举切断了长期在市舶制度下与阿拉伯等国的贸易关系，并把“通蕃下海”悬为历禁。但事实上贸易并未中断，在陆路上有大批的“西域贾胡”假冒贡使名义来进行贸易；在海路方面，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历国凡三十余，于是海禁大弛，贡船商舶，交织于途。其为中国商舶所到之地及外国商人曾来通商“入贡”的，东起日本、西到印度以及南海诸国均在其中。因此，从晚唐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大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这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势，只要任其自然发展下去，中国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拥有南洋和西洋的海权，成为一个以“三河”为依托、以海洋为中心的帝国，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

        用比较史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可以确定，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这两种不同的国家类型。为什么中西各国在某些相似机遇面前，其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呢?特别是中国从唐宋就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路向，表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开始出现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转向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生产交换价值，人们经济行为的习俗取向开始变为市场取向。但十五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嘎然而止以后，则在人口激增、政治衰退、思想僵化、科技停滞的重重困扰之下，未能真正转变为一个海洋国家。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受到重挫的标识性事件。在这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五百年间并没有发展起来。从中西航海的动机来看，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原因而非政治上的原因。
        第一，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是受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14、15世纪，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内部侵蚀了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商品流通量大大扩大了，因而要求商品的等价物货币的流通量相应扩大。西欧中世纪的货币最初是银本位制，15世纪后，逐渐为金本位制所代替。黄金不仅成了当时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而且成了一种巨大社会力量。正在向资本家转化的市民需要大量货币开办手工工场；教俗封建主需要货币购买各种奢侈品。货币已取代了土地成了拥有社会财富的标准，有大量货币或黄金便有了一切。于是西欧上自国王、教俗大封建主、下至小骑士和教士，甚至梦里都在狂热地追求黄金，都在做着“黄金梦”。与此同时，在1300—1450年间，欧洲本身金银的产量，呈下降的趋势。加之在正常的东西方贸易中，金银大量外流。而《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广泛流传，更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垂涎欲滴。这本书用夸张的笔调描写东方的富裕繁华。说东方“金多无量”，“皇宫用金砖铺地，代替石板”。这就驱使憧憬黄金的西方冒险家们，决心远涉重洋，到“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东方来掠夺。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 [9]新兴君主们为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都力图开辟新的财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特殊兴趣。
        反观郑和远航，则是在另一种动机驱使之下进行的。历来学者们都强调明朝的太平盛世。在成宣时期的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经济有了发展、国力比较富强。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即这种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这个现象的形成不但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的。或者说这是在一定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的一种必然的思想反映，所以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性质来看，问题的实质可以一目了然。对这一现象，马克思曾评论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10]，这种“尽善尽美的幻想”，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制经济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经济上既可以完全自给，则当然不需要外求，确如后来乾隆皇帝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中所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样，很自然地就会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自居，陶醉在“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觉得自己处处是“民康物阜，景象恬熙”。我既无求于人，而外人之来——并且坚决要来，必有求于我，“怀柔远人”，是“许人向化”，并不是经济上有任何需要，所以允许通商，只是在施恩，而不是在求利，并且是弊多而利少，故使之不来或少来，实是绥靖海疆、息事宁人的上策。这种高度集权的保守的经济结构表明封建王朝政府的政策是内向的，它的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通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可见，郑和远航尽管规模空前，但未能使中国社会发展从根本转向。
        第二，两种航海的目的不同，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仍停滞在原有的状态，即传统的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的交汇点上。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外殖民掠夺。哥伦布登上加勒比海岸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黄金，达·伽马到达卡利库特城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基督徒和香料”。在西欧，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走向了远航和殖民掠夺的道路。从16世纪后，满载香料、宝石、丝绸、黄金和象牙制品等的商船，从东方源源不断开往欧洲，并掀起了海外探险热。在早期阶段，东方贸易的目的并不是为欧洲产品开拓新市场，而是要向欧洲输入大量新商品。对西欧的新兴君主国来说，追求富强之道开始从农业和本国农村转向商业、城市产业以及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殖民。国王们从经济上鼓励本国商人组成各种贸易公司开展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如1492年西班牙女王资助哥伦布三只快速帆船，和大部分航行费用，并授予他海军大将头衔，预封他为新“发现”领土的世袭总督，有权得到新土地上的十分之一的收入。“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11]从此，重商主义下的欧洲大都转向了大开放和海外殖民。
        郑和“下西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现象，仍然局限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进行。这种贸易的时间、地点、人数、船只、货物数量都有严格限制。众所周知，郑和船队无论从规模、人员还是政府的支持看，都是踵继其后的达·伽马和麦哲伦所无法比拟的，但这样的航海在28年间连搞七次，把明政府的府库搬空了。每次运出去的是满船的丝绸财宝，换回来的却是各国的“称藩”国书和朝贡使团。还要给船队人员赏赐实物和宝钞。按每人赏钞10锭计算，单此一项，每次就要开支20多万锭；而郑和一次得的赏赐就是10万贯钱[12]。出洋回来之后，也要论功行赏。这种朝贡贸易的弊端，正如时人所说：“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 [13]煊赫一时的下西洋，被称之“敝政”，反对者如此激烈，并敢销毁其有关档案材料，说明这样的赔本买卖不可能持续长久。郑和远航堪称壮举，但它是建立在耗费大量国库财富来维持的，而真正增殖国家财富的正在勃兴的海外贸易却未能因势利导，反而受到百般压制，以维护传统发展的安定格局。
        第三，明政府严厉的“禁海令”，是中国社会发展未能完成彻底转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永乐王朝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郑和之后，明政府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从事外贸活动，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又明令罢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贸易。为了严禁从海上里通外国，永乐年间强行命令把海船都改为平头船，销毁违禁的大船，不许私造双桅以上大船。清初甚至发布“迁海令”，在沿海地带制造无人区，沿海居民连捕鱼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这样一种矛盾的政策，当然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转向，尤其是明清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中国走出了黄土高原，走向了海洋，但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和倭寇之患也日渐加剧。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历代王朝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周边内陆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现在增加了来自海上的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国内失败的政治势力反抗中央政府的基地；海盗与倭寇相互勾结，再加上明军的腐朽等等，都促使明朝政府奉行更加保守的政策，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黄土高原的内陆国家运行轨道中来。

三

        15世纪初的郑和航行掀开了世界航海史上崭新的一页，而同世纪末的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并引起了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殖民主义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即西方支配东方。但就在这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面前，中国再次失之交臂。导致中国社会海洋发展路向之中辍当然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所促成，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我们已清楚地懂得，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
        首先是因为中国缺乏海洋发展路向所必须的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自古以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不但不会成为自由、平等、个体人权保护和法治等宪政价值观和思想的土壤，反而会成为滋生安土重迁、等级特权、家长统治、君主专制、轻视权利重视义务以至于保守、落后、愚昧等观念意识的温床。与此同时，商品经济成分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小的。它们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以及为数不多的城镇。中国的城镇几乎都是政治中心，行使的主要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组织、发展经济的职能，因而比重不大的商品经济成分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宪政建设的影响力都是无足轻重的，当然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宪政建设所必备的自由、平等、人权保障和法治等价值观念意识形成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另外，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并存的官僚经济，不仅不会产生宪政建设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反而会成为宪政建设的绊脚石。在传统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缺乏宪政建设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与自然经济的状况相适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受着封建的神权、政权、父权、夫权的压迫和束缚，伦理纲常是他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法律文化，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超不出封建的忠孝节义、仁礼道德的藩篱，他们生活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度里。因此，宪政建设的阶级基础、社会力量是相当微小的。重视“人治”，轻视“法治”，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政府一贯的治国方略，并且人治传统和法律文化是充斥其间的，有时甚至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仅从立法方面来说，皇帝的诏令，公开地或实际地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君主专制。早在西欧中世纪时，就形成了良好的法律传统。这种法律政治体系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与相互制衡。多元的法律体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反映了多元的社会力量：教权与王权相对，王权与城市相对，城市与领主相对，领主与商人相对等等。正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多元性从而法律体系及司法管辖权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恩格斯对西欧法律传统曾明确地概述为“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 [14]。正是这种法律传统为生产性经济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机制，不论社会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和市场的扩大，都与之密切相关。同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倘若没有它的调节与规范，可能就会产生不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效益，所以说：“这样的法律调整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15]。
        其次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长期延续，加之明中叶以来政治衰退倾向的日趋严重，这就从根本上阻塞了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道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国家，加之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所以，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中国皇帝具有直接向全国征税的最高威权，这主要是征收田赋。明朝自洪武开国就倾心于本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税率比较低，以建立稳定的政治局势。甚至各衙门的书手、工役都要向民间征来：衙门用的文具纸张等也规定由里甲承奉。政府的财政不敷，就滥发纸币，为数令人骇然[16]。这种高度集权的保守的经济结构表明明王朝的政策是内向的，其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郑和远航的船队，只不过是显示了秦皇汉武式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政教分离和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离。先是惟一的教会独立存在，然后是教会和国家并存。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里，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普遍是二元的。教会和精神领域的分离推动了世俗政治思想和当局世俗概念的发展。这为非中央集权化的封建政体的建立，产生原生的君主制和创立最初的“市民”社会创造了环境。最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继承了罗马法的精要。法制的传统为宪政、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奠定了基础。在13世纪中叶，“市民社会”的概念开始出现。此后，西欧人逐渐接受这样一个概念，“社会生活”应当控制统治者或国家。人们推崇多元化社会，存在多样化的自主集团。最初这些自主集团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又逐渐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
        “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是西欧封建时代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这样的原则，像其他封建领主一样，国王及王室的一切花费均出自他个人的封建领地。对于王室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无权谋取收益。这里没有全国性的封建地租，更没有常备的赋役制度。实际上，像其他封建主一样，在中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欧的国王和皇帝没有固定的住所。他终年在其所管辖的领地之间巡行，不仅为监督地产管理，也是为了维持自身和家庭的供给，被称为“就食巡行”。王权机构也比较简单，在中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没有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没有中央支配的财政系统，没有中央司法机构，也没有任何派驻地方的机构，政府官员就是几名大臣和侍从。按照西欧法律制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爆发战争而国王收入又远不足用时，才能从一般国民那里得到补贴。最终经济支配力不断削弱和不断替代政治支配力，契约关系、金钱货币关系完全替代了身份政治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迈进了资本主义社会。
        再次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这两种不同的结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以皇权主义为核心，以宗法观念为内容的价值体系。皇权主义的主要内涵是“皇权至上”和“皇权崇拜”。宗法观念的基本点是父系家长权威至上和父权崇拜。其中，父权崇拜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除了在航行的任务和目的方面完全听命于朝廷外，在世界观上也受到传统的“华”“夷”观的支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求四夷“归顺，宾服”，相安无事即可。郑和的船队所到之处，先是宣读大明皇帝诏书，然后大行赏赐。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在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它把世界划分为“基督教徒——异教徒”对立的世界，并以使异教徒皈依圣教、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哥伦布每到一地都要向印第安人宣读《传告》，声称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和主宰“野蛮民族”的。尽管他作为最后的十字军骑士在许多方面还是充满宗教热忱的中世纪人，但其“就把想法迅速变成行动，活泼的好奇心，准确观察自然现象的能力，乐于冒险和热望获得财富与赞赏而言，他是一个现代人” [17]。
        历史的进程受内外众多因素的互相影响，它的发展不是宿命论的，总是具有选择性的。在中国，“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11世纪后半叶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18]郑和航行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郑和航行产生的历史效应则不取决于航行本身，而取决于其他条件。正如梁启超所言：“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60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19]许多内外条件的凑合使西欧相对而言较易实现这一转轨，而中国则较难或很难实现这种自我转换。“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20]
        同样的道理，历史将继续证明，人们现在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路向。其理论依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路径依赖”原理。当19世纪40年代老大的封建帝国被远西世界帝国彻底打败时，中国社会发展路向才真正发生了转变。        

【注释】

[1]明史[M](卷323)．
[2]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M]．
[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19．
[6]资治通鉴(卷225)[M]．《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七月．
[7]新唐书(卷43下)[M]．《地理志》．
[8]、[9]宋会要稿[M]．《职官》四十四．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3]、[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255，252．
[12]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C]．海洋出版社，1985．377．
[13]续文献通考(卷一一)[M]．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5．
[15]哈罗德叫·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664．
[116]放宽历史的视界[M]．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9．
[17]莫里逊：大洋海统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英文版)[M]．6．
[18]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838—839．
[19]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A]．郑和研究资料选编[C]．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28．
[20]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00．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