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草

        每当想起郑和率领庞大海船驰骋在烟波浩渺的大洋时，心情总是澎湃不已，为在那个时候我国已拥有那么强大的船队而自豪。“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中国使节与海外各民族友好相处的热烈场面更令人感动不已。可是，令人纳闷的是郑和逝世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郑和那样杰出的航海家。中国船队远洋航行从此销声匿迹。穿越大洋的海船，放眼望去尽是西欧海船。此消彼长的原因究竟何在？为了揭开这一迷团，笔者近日得宽余，再次翻阅史籍、拜读许多专家学者有关的专着和论文，以及大航海时代西欧一些国家的航海记录。经过多时的琢磨、研究比较，似有所悟，是否真知灼见，愿以此与读者商榷。
        一、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在郑和逝世之后，中国人的远航事业便销声匿迹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般结果？个中三昧，恐怕只有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所采用的办法中去寻找了。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可谓是言者纷歧，迄无定论。最早的说法是“寻找惠帝踪迹说”。其主要论据是《明史·郑和传》，文中写道：“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惠帝名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允炆登上帝位，年号“建文”。朱允炆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即位后，与其亲信齐泰、黄子澄密议削蕃。其叔燕王朱棣便以“清君侧”之名举兵反抗。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军破城，传闻朱允炆于宫中自焚死，“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朱棣于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关于建文帝究竟是死，还是逃亡在外，这对于永乐帝来说，确实是件大事。因为永乐帝是以庶夺嫡，与传统不合，难逃篡位之名。倘若朱允炆真的未亡，他仍将是反对朱棣统治的一面旗帜，叫朱棣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遣荧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通行天下州郡县邑，隐察建文安在”和遣郑和数辈下海觅建文的记载。有人说，这只是郑和下西洋初期的一个附带的目的，而不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建文帝是公认的“仁柔少断”的皇帝。而且，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国时，也就是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朝己进入鼎盛时代。东南亚诸国皆“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西北部的帖木尔、漠北蒙元势力和西南部的安南等对大明帝国的威胁均已解除；国内政治经济实力也更为强大。因此，到此时还说朱棣仍很担心建文帝复辟，恐怕就站不住脚了。何况，郑和从第四次下西洋的目的地均在印度以西地区。建文帝不可能跑到那里去。在那里既无枝可依，也不可能成为复辟帝位的基地。
        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的另一种说法，是“明政府欲联印抗击帖木儿的侵犯”[1]。持此说者的依据是“中亚与西亚霸主”、“成吉思汗系的继承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帖木儿于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集结步、骑大军数十万人东向进犯大明帝国。声称“中国主为奸恶之贼人，吾之仇也”。”[2]矢志为被推翻蒙元皇帝报仇。然而，这种联想缺乏有力的历史证据。永乐二年十一月，帖木儿率大军东犯，消息传到明廷，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给甘肃总兵左都督宋晟下了一道谕旨：“回回例兀言，撒马尔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米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未必敢肆志如此，然边备不可怠。”“宜练士兵，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3]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永乐帝对贴木尔的举动是有所警惕，但并没有把它放在危及大明政权存亡的位置上。朝廷并没有调遣大军到西北进行堵截的军事部署，而仅仅“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4]因此说朱棣急于派郑和下西洋搞“联印抗帖”的论点难于成立。再从事发时间推算，说郑和要搞“联印抗帖”也是站不住脚的。帖木尔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发兵，到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宋晟加强防备，时间相隔仅仅三个月。而帖木尔于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二十八日病死于兀答刺军中。郑和在永乐三年六月自苏州刘家河下海，再往福建长乐港停泊候风，然后出闽江口开洋。按当时航海的规律，中国船下西洋必须到刮东北季风才能启航，而刮东北风必定在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这意味着郑和离开中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永乐三年（1405年）年底。这样的话，帖木尔之死与郑和首次开洋出航的时间相隔至少有九个月。这就是说，明朝皇帝朱棣在郑和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知帖木尔去世和回回军的瓦解。而且《明史·撒马尔罕》还记载，帖木尔死后，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其孙哈里承袭汗位，哈里主张与明朝恢复和平友好的邦交关系，派遣使臣歹达等送被帖木尔拘禁12年的大明使臣傅安还朝，并进贡方物。永乐厚赐其使节，并派遣指挥白阿尔忻台等往祭帖木尔，赐新王及部落银币。“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5]如果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联印抗帖”，那么，永乐五年以后郑和屡下西洋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再将视线从中国转向印度。在郑和下西洋到达印度之前，中国与印度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郑和下西洋之时，印度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境地。在1398年，帖木尔率军由中亚入侵次大陆，攻陷德里，大肆掳掠烧杀。德里苏丹国从此一蹶不振。德里苏丹国分裂为五个独立部分，即德里苏丹国、孟加拉、马尔瓦、古吉拉特和克什米尔。而次大陆的南部，早在14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就建立了两个大国，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巴曼和信仰印度教的维查耶那加尔，而且两个国家长期对立，彼此战争不断。总之，印度次大陆缺乏一个可以团结各族人民抗击强大的帖木尔的中心。那么，郑和又能如何与他们联手呢?“联印抗帖”之说确实难予成立。
        还有一种观点，即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同海外国家发展贸易，以期增加国库收入。[6]持此论点者的依据是明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即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所表述的那样，明初已出现靠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和拥有资本建立手工工场生产组织形式的资本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外扩大市场，以增加国库的收入。持此说者的第二个依据是严从简的记述：“永乐改元，……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而国用亦羡裕矣。”[7]引以此进一步证明，通过与海外诸国发展贸易，既增加政府的收入，又让老百姓发财致富，可是，持此论者忽视明政府一贯的治国思想“重农抑商”。政府从不把加强经济交流视为发财致富、裕国裕民的手段。它表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整个活动过程中。第一，明政府严禁私人下海经商，这一海禁政策既严厉又长久，几乎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它扼杀了广大老百姓经商的积极性，而且阻挡了他们的财路。其结果是沿海走私之风泛滥，倭寇之患更为猖獗；第二，政府免征“蛮夷”来华贸易之税，给国家财政带来严重损失。据《明通鉴》记载：“上即位之初，有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日：‘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许。”[8]；第三，为了招徕远人，达到海外各国对大明宗主国的认同，明廷在购买外国商品时往往高出市价许多倍。例如，明初在苏门达腊与柯枝等地胡椒每百斤价银一两左右。而明政府本着赏赐宜厚的原则，在制定《给赐番夷通例》中规定，每百斤胡椒需付贡使银二十两。[9]对于朝贡者“悉以品极赐赉，虽加厚不为过也。”[10]明廷大力推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上述证据足以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开展贸易赢利。至于明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是，这个“芽”由于遭受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严厉压制，一直成长不起来。政府控制农业生产和大部分手工业生产。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权利完全掌握在专制封建王朝手中。它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因此，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海外贸易”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严从简的记述，只能解释为奇货重宝多，令宫廷使用无虞。“国富民强”之说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明史·郑和传》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11]
        那么，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和“甘心远夷，志求珍异”这两项。前者追求充当“天下共主”的虚名；后者是对珍珠异宝、珍禽异兽和各色医用香料的期待。下列的史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无论是明成祖朱棣，还是明宣宗朱瞻基，他们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都是基于“诸蕃久缺贡”，[12]或者是“远者犹未宾服”[13]“犹未朝贡”。[11]
        其次，在众多史书、碑刻文中也反映这一事实。巩珍在其着作《西洋番国志》写道：“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着当代之盛典，舆图开拓，万善咸臻，未有至于此也。”“舆图开拓”就是海外诸国纷纷来中国称臣纳贡。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也写道：“是时太宗皇帝(朱棣)入缵丕绪，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乃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命和为使，贰以侯显，妙择译人马欢辈从之行。……凡穷岛日域，纷如来宾，而天堂印度之国，亦得附于职方。”这里的“纷如来宾”、“附于职方”其意与“舆图开拓”相同。郑和等在《天妃灵应之纪》碑刻载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海外诸蕃，实为遐壤，皆捧琛贽，重译来朝。”以及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之时受成祖之命在南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国封山勒铭所载的“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还有明成祖朱棣和皇太孙朱瞻基二人，在永乐十一年五月端午节东苑观击球射柳时对联：祖曰“万方玉帛风云会”，孙应对“一统山河日月明”。上述这些历史文献材料反映了成祖和宣宗欲制万方，充当“天下共主”的追求。
        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目的是效法隋炀帝“甘心远夷，志求珍异”。这与追求“天下共主”的目的一样，共同构成下西洋的动机。如前所述，明成祖、明宣宗派郑和下西洋起因于“诸番久缺贡”。这意味着大明帝国的宗主国的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表明宫廷内部的海外土特产难以为继。在明代，后来有几位皇帝为追求海外珍异而想仿照永、宣故事派员下西洋，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天顺二年(1458年)和天顺三年，明英宗想派员下西洋，其原因是“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14]明宪宗于成化间(1465—1487年)也有下西洋的愿望，并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历次下西洋水程的档案，其原因也是珍异府藏虚竭。嘉靖时(1522—1567年)，亦有此故事。是时，“制方丘日坛玉爵，购红黄玉於天方、哈密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产于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故事，资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由于珍异府藏虚竭，逼得嘉靖皇帝朱厚熜不得不遣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15]甚至“记诸臣罪，克期访买，再迟重治。”“时采芝、采银、番香之命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16]虽然，英宗、宪宗和世宗欲仿照永、宣故事未能实现，但其下西洋的动机为我们提供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的证据。郑和船队中有一类大型船称为“宝船”或日“西洋取宝船”。可见，赴西洋取宝乃是朝廷给郑和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宝”就是本土难以觅到的各式珍珠异宝、珍禽异兽和各种可人药的香料。负责采办的人员均为宫中太监。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宫廷的需要。其时，明成祖正在营建新都北京，对珍异的需要量是很大的。这也是推动郑和下西洋“贸采琛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志求珍异还体现在海外各地的活动。郑和每到一地。首先传达大明皇帝的圣谕，对当地首领进行赏赐。经过这些程序之后，郑和就与当地人民进行交易。例如，郑和到达阿丹时间，“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之类而返。” [17]从明朝派员到海外各国采购活动来看，无论在祖法儿、古里、锡兰山、榜葛刺、阿丹、不刺哇、忽鲁谟斯、爪哇等地方采购方式大致一样，只是采购的物品因地而异而已。经过二十八年的“贸采琛异”，[11]“所取无名宝物，珊瑚瑶琨之类，皆充舶而归。”[18]
二、郑和下西洋的手法及其后果
        为实现既定的目标，郑和下西洋采用的手法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所谓“耀兵异域”就是郑和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为开拓航道提供保护。诚如郑和等在《天妃灵应之记》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但郑和在海外直接用兵并不多见。实际上仅有三次。第一次，永乐四年郑和出兵擒拿旧港酋长陈祖义，原因是“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而后，祖义献于朝，戮于市；” [11]第二次，永乐六年九月，郑和擒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原因是“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其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宫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第三次，永乐十年十一月，郑和在苏门答腊擒拿前伪王子苏干剌。原因是苏干剌“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 [11]永乐十三年七月，归朝后，刑部按法诛之。
        虽然，耀兵异域是郑和下西洋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法，但这不是主要的。明朝祖训：“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9]在这一方面，郑和是严格遵守的。按明成祖的旨意，郑和采用的主要手法是“示中国富强”，即对宾服“四夷”给予厚赐，以“柔远人”。诚如马欢所言，郑和每到一地，“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 [20]对“四夷”进贡之物，除按值付款外，还照例给予丰厚礼品回报。贡品之外附带的商品，允许其免税贸易。这便是明朝初期制定的对外关系的总方针“厚往薄来”。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西洋锁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记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21]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对礼部诸臣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22]在对外交往方面，朱棣既继承其父“厚往薄来”的政策，而且在具体的政策上，对海外诸国更为热情周到，甚至让诸国贡使“遂心所欲”。[23]实行“厚往薄来”政策的结果，使海外诸国都乐意同中国交往。明初，海外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之频繁，为历代所未见。在永乐时期的二十一年中，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来使15次，并且每次派遣的使节人数也是惊人的。譬如，永乐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领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 [24]永乐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西洋古里、忽鲁漠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勃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 [25]而且，接待极为隆重，赏赐极为优厚。像满刺加国王率团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人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慢衾稠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绣膝襕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赐宴有差，礼官饯於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24]总之，在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亚非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无论来者多少，贡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无不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图“天下共主”的虚名和对“珍异”的追求而破费国家巨额财富，其后果是极具灾难性的。
        首先，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混乱，商业萎缩，人民大受其害。诚如侍讲邹缉于永乐十九年上疏：“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 [26]由于铜钱大量外流，政府就滥发纸钞——大明宝钞，结果引发宝钞严重贬值。宣德四年(1429年)，米一石、棉布一匹或丝一斤都值五十贯钞，比洪武九年(1376)上涨了五十倍。宣德八年(1433)，绢一匹折钞四百贯、布二百贯，比永乐五年(1407)又上涨了差不多十倍，比洪武九年上涨了将近三百三十倍。于是民间拒不用钞，专以金银铜钱及实物作交易，钞票形同废纸，已名存实亡。” [27]其实，早在宣德元年(1426)，老百姓就普遍拒绝使用宝钞。当时户部就将这种情况上奏皇上。宣宗立刻下令都察院“揭榜禁之”，曰：“凡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抬价值者，皆罚钞，强夺强买者治其罪。” [28]然禁令难收成效，而市间盗铸伪币的事件却急剧增加。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受到破坏。
        其次，工匠不堪超额榨取，纷纷逃离作坊或工场，官营、民营手工业均受到严重打击。郑和下西洋时期，用以给赐“四夷”的礼品或用来交易土特产的物资如红丝色绢、青花瓷器等，主要产自官营手工业。明代手工业主要是由政府经营的。那些在官营手工业劳动工匠都有特殊的户籍。在籍匠人分为两类：一类叫住座匠，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常年在官营手工作坊中供职；一类叫轮班匠，最初规定每三年赴京三个月，后来轮班方式有所变更。由于“三十余国泥首燕都”，“梯山航海而进贡” [29]，以及郑和历经二十八年在海外“贸采琛异”，对中国最具特色的产品贮丝色绢和青花瓷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在籍工匠不堪其累。他们执役于官，晨出暮归，强制性的苦役及残酷剥削让他们不乐其业而大量逃亡。仅宣德元年(1426年)官办工业匠户逃亡就有五千余人。政府曾采用鲸刺重刑以对付“数逃于外的”匠户。可是，匠户逃亡之风却愈演愈烈，不仅在籍匠户逃亡，连私营工匠受连累也跟着逃。由于官营手工业产品供不应求，政府便派员到全国各地通过派造、官买等方式进行征敛。例如：宣德八年，亦即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的那一年，明政府向景德镇派造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30]其实，派造是件“鱼肉斯民”的行为。据《浮梁县志》卷一载：“前明造官督造，间及中涓，擅威福，张声势，以鱼肉斯民”，使“吏民更不堪命。” [31]明代以买办官员盘剥劳动人民的行径对社会危害极大，连明仁宗朱高炽也说它“科敛害民”。[32]其结果也使众多私营手工业者逃亡。例如，永乐年间，南京上元有民匠户一万八千多，正统二年合并坊厢时，只余四千四百户。三十年间，民匠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强，工匠逃亡当是最重要的原因。[33]不堪税丝重负的农产也跟着逃亡。宣德五年十一月庚于，河南布政使魏源上奏：本司织染局岁造缎匹，皆用所属府县人民税丝。自永乐二十二年至宣德四年，因民逃徙，逋负税丝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两，遂致纻丝五百六十三匹未纳。[34]
        再次，“贡使相望于道”既增加沿途人民的负担，又给当地社会造成不安定局面。因为明成祖要求各级官员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35]结果是贡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宣德四年，琉球国贡使在福州的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馆谷之需，所费不赀。通事林惠、郑长所带番梢从二百余人，除日给廪米之外，其茶、盐、醯、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靳折铜钱，及今未半年，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按数取足，稍有稽缓，辄肆詈殴。” [36]而贡使往还供应、贡品和赏赐品往返运输完全由地方政府和沿途农民负担。“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里丁不足，役及妇女，所至之所，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打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37]
        第四，改变宋元的市舶制度，实行“朝贡贸易”，使明廷遭受巨额关税损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与它有宗藩关系的国家进行物资交易。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明朝只与有宗藩关系的国家开展贸易；(2)贡品是藩属对天朝的尊重，明廷对贡品按值回报，并按惯例给予厚赏； (3)对各国贡使附带货物给予免税交易的优惠；(4)明廷派员赴海外“贸采琛异”，事先对当地首领宣旨给赐。交易时，并不太计较成本。这种贸易又称“赍赐贸易”。明廷究竟为此遭受多大损失，现在我们无法统计。不过，宋、元两朝的市舶收入可为我们提供一些讯息。南宋初，政府财政总收入不满一千万缗，而市舶收入达一百五十万绍左右，竟占财政总收人中的百分之十五；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市舶收人中仅黄金一项收入就达三千四百两，占岁人之数中黄金的六分之一以上。” [38]
        第五，支费浩繁，“库藏为虚”。除了连年累月花费大量的赏赐银两之外，郑和前后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费用也是惊人的。郑和每次率船队下西洋，大小船只经常为二百余艘，各色人等二万七千余人。据《永乐实录》所载的《永乐年间造船情况统计表》提供的资料，仅永乐年间建造和改造海船近二千艘之多。每只宝船造价约须五六千两银。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费之巨。罗登懋着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写道：“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二万七千余人的吃、喝、拉、撒的费用，再加上对下人员的赏赐，也是一笔不可低估的财政负担。仅永乐九年六月一次赐下西洋官兵“钞二十万锭并彩币等。”[39]这样长期浩繁支费，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大臣们不顾被杀、被囚的危险，纷纷上书直言“外国取宝之非”，建议“罢西洋取宝船”。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鉴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和财政的窘迫，又适逢北京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暂罢西洋取宝船。”[40]明成祖不久又派遣郑和下西洋(第六次)，但在郑和尚未回还时，朱棣便去世了。新继位的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听取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言，于洪熙元年（1425年）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41]但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辞世了。新皇帝宣宗向往其祖在位时“万国成宾”的盛况，经过几年的筹备，于宣德五年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但此时对于明廷来说，举办如此重大活动，已经力不从心了。自此以后，明朝有几位皇帝想仿照永乐、宣宗下西洋壮举。可是，一个也没有实现。基本原因就是库藏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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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明宣宗实录：卷58[M]．
[36]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一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一(4)．
[37]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CH]．
[38]永乐实录：卷78[M]．
[39]永乐实录；卷120[M]
[40]仁宗实录：卷1[M]．
[41][法]弗朗索瓦·德勃雷着，赵喜鹏译．海外华人序言[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作者系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