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六百周年。2001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决定纪念活动，成立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此后，有关政府机关和学术团体等陆续筹备组织研究会议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新热潮。五年间，海内外筹备的大型国际和国内学术研究会不下50次，发表有1000余篇（部）作品，把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及研究推向新高潮。依笔者见，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有三大特色：第一，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密集；第二，新观点的全面提出；第三、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角的运用。本文就此展开综述，粗漏之处，请祈方家指正。
        一、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密集
        近来年，中央和地方结合实际，陆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近两年来的活动尤其密集。
        中央方面。2005年6-7月的活动有：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国家文物局主办专题图片展，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举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海洋趋势发展论坛”暨“建设海洋及航海强国”知识竞赛和海洋知识夏令营等活动，由国家海洋局、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主办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4年度北京海洋馆杯海洋知识竞赛”，由交通部水运司、海运局等单位举办的“郑和精神与中国航运发展论坛，” 江苏举办“郑和国际学术论坛”（2005.7）；上海举办“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2005.7）；等等。
        地方政府及学术组织方面。几年来，在明朝的两大都城北京和南京及江苏太仓、在郑和的家乡云南、在郑和下西洋首航地和首泊地及沿途海港如广东、福建、上海、湖北等，以及在回族穆斯林的集居地宁夏和新疆等，都举办了专题活动或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江苏南京召开了“迎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年12月份，以“世界的郑和”为主题的“第二届昆明郑和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此后，各项活动陆续展开，江苏太仓“郑和纪念工程”（2003.7）;“郑和与航海”专题报告会在北京等地举行（2003.12）;“世界华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暨海洋观论坛”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2004.7);北京举办了“世界文明和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7月）；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交流大会暨港口航运发展论坛”研讨会（2004.12）；湖北省“学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12）；在广东深圳，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等联合主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回顾与思考”（2005.3）；福州市举办了“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2005.5）；宁夏银川举办了“郑和航海600周年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会议”（2005.7）；云南省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7）等。2005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7月11日设定为我国的“航海日”，并把这一天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
        一批着作应运而生。其中既有郑和研究的资料汇编或史料整理，也有一批通俗性、普及性读物。2003年出版的有王佩云着《航海第一人：郑和》（上下册，台北实学社出版有限公司）；日本上杉千年着《郑和下西洋：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法国伯希和着《郑和下西洋考》（中华书局）；朱苏进、陈敏莉着《郑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有《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福建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论文集》。出版（再版）的主要有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万明点校的《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本》（海洋出版社）；郑一钧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海洋出版社）；郑一钧着《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土厚《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晨光出版社），姚明德、何芳川主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郑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上海书店），王天有、徐凯、万明等编的《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郑自海编着《郑和世家宗谱》（晨光出版社）；高发元主编《世界的郑和：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吴海鹰主编《郑和与回族伊斯兰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陆静波着《郑和七下西洋》（古吴轩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鸿飞主编《郑和故里文化丛书》（晨光出版社）；胡廷武、夏代忠主编《郑和史诗》（云南人民出版社等）；泉州港务局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韩胜宝着《郑和之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郑和研究》和《回族研究》等期刊还开辟了专栏，发表大量论文，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的开展。
二、创新观点不断涌现
        借郑和下西洋首航六百周年之机，社会各界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将对郑和的研究全面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者在先人前哲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大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与检讨，或者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补充，或者廓清旧有的含混观点，有的甚至提出了新说。
        1、“郑和发现美洲”学说引爆学界
        自2002年始，一位被称为“业余”历史学家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研究引爆学术界，他说“郑和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北美洲，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当年3月，加文·孟席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讲演，提出郑和在1421年一1423年的一次航行中到达美洲，11月发表了他的专着《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2002年12月10日，在云南召开的“第二届昆明郑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孟席斯应邀出席大会，发表讲话并赠送了他的大作。在大会上，孟席斯讲述了他的研究缘起及“郑和环球航海新证据”。此后，他在南京、北京和云南等地发表演讲，不断丰富其观点。其主要观点是：1421年3月3日，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率领107艘船只进行第六次下西洋，抵达古里。当年11月郑和率一支船队返回。另外船队由洪保、周满、周闻等率领继续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佛得角群的圣托交脱(Santo antao),沿大西洋赤道洋流西航，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航行。其中，洪保和周满的船队到达南美洲，并达到了澳大利亚，周闻的船队到达北美等地。他的主要证据是航海图，并运用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参考[1]。
孟氏的观点一经问世，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成为郑和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总体看，批评多于赞同。具体有四种观点：一是反对、二是需要时间检验、三是部分同意、四是赞同。[2]
可以想见，有关于孟席斯及其研究的争论，仍将是学术界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关注的重点。
2、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客观分析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是研究这项宏大活动的历史意义、解析具体历史事实的基础。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追踪建文说、耀兵异域说、发展贸易说、宣谕来朝说、联印抗蒙说等。近几年，一些学者在旧说基础上，又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推行其价值观说、获取奢侈品之说、宗教信仰说等，这些新观点多视角地分析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佩琦指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的一部分，是其天下观的反映，其天下观又推动他去建设个人理想中的天下格局。朱棣希望做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这个天下共主不仅要统治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为了鼓励天下各国都纳入天朝体制体系之中，仅凭简单纯粹的宣示是不够的，还要辅之以物质奖励，那就是对于凡是表示愿意纳入礼制体系之中的番王，天子都要给予赏赐。郑和下西洋就是把儒家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向全世界推行的尝试。[3]陈尚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是促使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因。郑和下西洋以及其他使节频繁出使海外诸国，是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登上帝位后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真命天子”与“四夷来朝”的相关材料，郑和六下西洋形成了数十个国家前来向他“朝贡”的局面，他由此而迅速提高了政治权威。[4]廖大珂通过对“日落国”的考证指出，“‘日落国’即阿拉伯人所谓的Djabulsa,中国载籍中又称‘茶弼沙国’,指的是欧洲,而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即罗马教皇国。‘日落国’的入贡,是明代外交和郑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欧关系史上重要事件” [5]。
        对郑和下西洋目的“旧说”，一些学者也有新见解。张显清认为，寻找建文帝的说法是无根据的猜想；征伐海外诸国的远征军，和以武力征服海外诸国的说法是对郑和远航性质的曲解。郑和远航的真实目的有三。第一、了解世界，开拓海洋。第二，构建以宗主国与臣属国关系为名义的友好和睦的国家关系体系。三、开展国际贸易。[6]钱志乾认为，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根据其目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下西洋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包含“踪迹建文帝”和“耀兵示富”；后四次目的是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朝贡贸易，并寻找麒麟，其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7]。郑家馨否定了“联印抗蒙”的军事动机，认为下西洋并不包括从亚洲西南包围帖木儿帝国的战略动机。[8]王录生认为，从现在的遗迹和史料看，建文避难贵州应是史实，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9]。王冬青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10]。
        一些观点是比较新颖的。谭新根据明成祖和宣宗对下西洋的“敕谕”或“敕书”、明人的笔记史料和国外对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认为郑和奉使下西洋含有从海路探求到麦加的可能性。宣宗时代的第七次下西洋，有几位内官随天方国的船队到达了麦加，朝觐了“天堂”（恺而白），得到了“天堂图真本回京奏之”。这时，下西洋的使命完成了，停航在情理之中。[11]王纪潮认为下西洋是为了获取海外奢侈品。他说，在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西洋的珠宝，这些文物既是郑和下西洋朝贡贸易的实物见证，也为今天客观评价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和它背后所隐含的专制社会等问题提供了帮助。[12]
        3、下西洋的意义及评价
        郑和下西洋是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郑和下西洋在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是近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万明认为，郑和远航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依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就在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明代的郑和为海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可以说，郑和远航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13]万明以满加剌的崛起为个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她认为，满剌加王国的兴起，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而下西洋的成功，也离不开满剌加王国的大力支持。郑和下西洋每次必经满剌加，推动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转移到满剌加，并持续繁盛了一个世纪。满剌加的凸显，正是东南亚的凸显，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4]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亚洲建立的区域和平与繁荣持续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被打破。[15]万明说，由此郑和下西洋“揭开了世界一体化的序幕。”郑和远航改变了人类历史航行，它标志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并最终决定了世界一体化的走向。概括说来，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明互动中心大转移的现象从此发生了。古老的文明中心转向了大陆外的新的地区，偏离了大陆上人们构筑的交通网络，也偏离了几大帝国的中心，在海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互动中心，东南亚在海上奇迹般地崛起。第二，宣告了人类以人力与马匹为主交往阶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阶段的开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进步。[16]郑和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传播者”，郑和远航宣告了古代历史的终结，近代历史的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7]
        在中外交流方面。沈福伟认为，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是由1415年中国宝船从索法拉港返航回到刘家港揭开序幕，实在并不夸张。他通过对中西文献史料对比研究认为《郑和航海图》绘制于1415年，最晚不迟于1420年；第五次下西洋期间闯过非洲南端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中国帆船最先进入了好望角海域，比迪亚士早60多年发现好望角。[18]陈显泗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是“对外开放”，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先河[19]。李金明认为，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中国与东西亚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20]徐斌以中国与琉球的海上贸易为个例，说明郑和下西洋保障了亚洲海域的和平局面，为琉球大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21]。范金民说，郑和航海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22]。薛克翘指出，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外交史、科技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23]赵德兴、付启元、李惠芬等从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先进生产力的传播，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和珍奇动植物的引进等方面加以叙述，强调了郑和下西洋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24]。张箭还考订了郑和船队从西亚非洲引进的一些独特珍稀非洲动物，这为中国乃至东亚动物学界增添了新知识，使中国动物学知识前进了一大步[25]。陈日升认为，郑和下西洋为福建人外移海外提供了必要的海外联系和条件是基本事实[26]。梁向明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发展[27]。
        也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对中国海外事业的拓展起到破坏作用。庄国土认为，郑和下西洋不但被视为中国昔日辉煌的标志，更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恰恰相反，郑和下西洋是对宋元时期国人海外开拓事业的反动，而非对外开放的标志。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除了招谕各国前来中国朝贡和开展朝贡贸易外，还负有镇抚海外流民的职责，海外流民被杀戮无数。朝贡贸易使中国海外私商贸易无利可图，而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役使和滥用人力财力以求宣威异域，是最愚昧和专制的朝代与君主才会为之的。明成祖的海外政策，断送了宋元以来朝野对外开放的大好趋势。郑和是明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下西洋的使命是发动万国来朝和推行海禁政策，其代价是耗尽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数十年积累的国力，并铲除宋元以来国人数百年建立的海外基业。[28]陈尚胜也认为不应当对明成祖的设想和郑和下西洋有太高的评价。他说，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由于它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中国商民参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活动，使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又失去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另外，在永乐时期与东南亚关系的内容结构中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更难以在东南亚诸国培育人们的文化认同意识。因此，明成祖所构建的东南亚华夷秩序，并没有形成。[29]法国学者麦里筱认为，中国古代错误的“天圆地方”的地球观和传统保守思想，阻碍了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和从事进一步雄心勃勃的海上探险。[30]
        4、宝船与其它具体问题的研究
        在郑和下西洋的具体事实问题上，研究有所破突破。在倍受争议的宝船问题上，学者们又有新论。
        一些学者坚持文献记载的正确性。郑明认为郑和舟师船“宝船”多种多样，在古籍中有“龙船”、“宝舡”、“巨舶”、“巨宗”、“大舶”、“海船”等称谓。最大的宝船被称为“中军帐帅船”或大号宝船；其次的宝船，则被称为“中军营宝船”或中船或中号宝船，这些船型见诸史籍，不容置疑，复原宝船有其可行性、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31]。顿贺认为，《明史·郑和传》、《瀛涯胜览》、《客座赘语》、《国榷》、《三宝征彝集》、《郑和家谱》和《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文献不具备作假的常理，有关郑和大号宝船尺度长44.4丈(或44丈)宽18丈的记载是可信的[32]。与之对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宝船”不可能超过百米。傅朗认为，宝船并非郑和下西洋用船的专称，它与册封舟是一物二名。据文献对册封舟的记载，郑和宝船不可能超过44丈[33]。张箭结合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等力学原理指出，当时难以解决升帆、转舵、掉头、系泊、进出港、无风时怎样前进等难题。长123米，宽50米的郑和宝船，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造[34]。
        一些基本的、却又被忽视的事实问题也被提出。如“西洋”一词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一直扑朔迷离。万明认为，元代以前“西洋”的含义尚待探讨；到元代时，出现了“西洋”一词，但主要指一些具体的国家；“西洋”一词出现重要变化，变化始自郑和“奉使西洋”。此后，“西洋”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西洋”，指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的“西洋”，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申海外诸国、外国之义。[35]梁志明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首泊地——占城在下西洋过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36]王健考订了被称为“揭开了近世郑和研究的序幕、乃近代中国人科学研究郑和的开山之作”的梁启超的《郑和传》确切发表的时间，应该是《新民丛报》第叁年第贰拾壹号(原第六十九号)即1905年5月18日，而不是广为流传的1904年[37]。李庆新认为，郑和下西洋中的第二和第六次是从广东出发的[38]。池敬嘉认为，郑和首航日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永乐三年夏六月己卯”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一天仅是郑和率领部分船舶与人员离开太仓浏家河码头的日子，航行的目的地是福建长乐太平港，此时尚未跨越国门寸步。船队首次驶出国门进入大海下西洋，应该是离开太平港的日子，即是农历1405年12月初九这一天[39]。
        三、新材料的挖掘和新视角的运用
        史料的挖掘工作，包括对中文文献的发掘整理、对外文文献的解读、对田野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以此为基础，变换研究的视角、拓展新的领域来推动郑和下西洋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新特点。
        1、史料的挖掘
        万明从明朝衣冠制度出发，依据五种历史文献和塑像形象资料，认定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的彩塑主塑像就是郑和[40]。万明还对明宫廷“内府剧戏”《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版本、内容及社会意义等进行了详细研讨，拓展了郑和及其时代的研究视野[41]。时平对郑和在福建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妈祖的历史文献，对郑和与天妃关系的资料进行了补遗和考释，认为明初政府的海洋政策和沿海民间的社会思潮是导致天妃信仰在郑和航海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因素。郑和曾到过福建长乐的文石和莆田的湄洲岛。《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对研究郑和下西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天妃信仰活动中明显渗透了明初政教合一的特征[42]。
        金国平、吴志良利用葡萄牙史料，把郑和研究开始的时间前推了400年。一般认为：西方研究始于英人梅辉立，中国的研究以梁启超为最早，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百年郑和研究”。然而，据葡萄牙海外大发现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所写、出版于1563年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和葡萄牙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卡蒙斯(Lusde Cames,又译贾梅士)在其1572年初版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国魂》)中有关中国航海的资料，可知：巴罗斯应该是“西方郑和研究第一人” [43]。香港学者钱江依据马来文资料指出，《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是两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两部印尼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它们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从“初窥”明朝初年郑和及其船队在印尼群岛的活动情况，以及不为朝廷正史所记载的有关早期爪哇穆斯林华人的历史[44]。
        朱惠荣比对文献、分析文物和田野资料后认为，郑和故里是在云南昆阳州合代村。[45]郑和的第十九世孙郑自海撰文介绍了郑氏家谱的源流、流传、寻访过程及首序的基本内容，并对续修的《南京郑和家谱》的编修情况进行了说明[46]。马颖生认为文献中所载的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说应该是可信的[47]。程杰对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的《妙法莲华经》长卷进行了研究，认为平湖报本塔出土经卷上的郑和，就是曾经七次下西洋、法名福吉祥的郑和。《妙法莲华经》是迄今发现的写有郑和姓名的唯一一部手写佛经，为研究郑和生平、平湖报本塔的历史变迁、平湖陆氏家族等提供了实物资料[48]。
        孔远志、杨康善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郑和寺庙(包括郑和清真寺以及与郑和有关的或纪念郑和随从的庙宇)，搜集了有关郑和的故事和传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49]。池敬嘉对福州一些地方方言进行解读，分析了郑和下西洋在当地留下的历史记忆。[50]
2、视角与观点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视角可以展示研究对象不同的内涵。一些学者用新的视角分析郑和下西洋，丰富了这一主题的研究。
        以世界文明史演变为切入点，何芳川对郑和远航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文明进行了比较，认为郑和率领的中华远洋船队，怀着强烈的文明使命感，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那里文明化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在郑和远航船队的身侧，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开始了另外一项远航事业，这就是所谓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西方大航海事业，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值得思量[51]。刘振华也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现象”进行了解读。[52]郑一省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崇拜活动不仅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增强了凝聚力和认同感，保存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加强了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并成为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因素之一[53]。
        在郑和的民族成份、宗教信仰等方面，民族学和民族史的学者们进行了新的探索。姜歆介绍了在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穆斯林群体 [54]。马利章认为，郑和三次到阿拉伯半岛，其中第四次时去了麦加圣地天方朝觐[55]。马广德认为穆斯林群体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有四：1、决策、指挥与组织领导；2、记载地理与搜集、保存历史资料；3、缔结邦交、进行贸易；4、友好协助、良性互动。这也说明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取得的世界性航海壮举[56]。赵国军、马桂芬把郑和看作穆斯林个体成员，就其身世、信仰、思想和事业等进行了研讨[57]。杨怀中从回回族史的角度分析，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对“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58]。他说，正是由于唐宋以来数百年间的回回人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加之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在明朝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才会在回族官员中选择领航人。[59]宋岘认为，郑和与其从官马欢系穆斯林出身，遂使郑和航海得益于穆斯林文化，这对中国与不同文化底蕴的其他国家日后和平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0]王子华指出，郑和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交流、发展，以及中华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1]肖宪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有着广泛的传播，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62]
        在外交成就方面，朱亚非认为郑和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郑和的外交手段大略有如下多种，其一，以经济互利来推动外交。其二，以文化交流来促进外交。其三，以调解各国之间矛盾、促进团结来拓展外交。其四，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来维护外交成果和国家尊严。其五，始终把以德睦邻、和平共处作为发展与他国关系的前提。[63]在军事学方面，罗谧、肖季文指出: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坚持“维护和平、反对霸权军事”的原则，确立“经略海洋、以海屏陆”的军事战略，展现恩威并施、灵活多样的军事艺术，体现了郑和下西洋在军事上的贡献，这反映出郑和不仅是一位和平使者，也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运筹帷幄的军事家。[64]
        我们坚信，有了上述一系列的成果，未来的郑和下西洋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

【注释】
[1] 加文·孟席斯：《中国在1421年发现了世界——在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主题演讲》（马理整理翻译），《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写作缘起及郑和环球航海新证据》（姚继德），《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
[2] 时平：《一年来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新说讨论述评》，见《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
[3] 毛佩琦：《从郑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视野下的天下格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郑和的使命：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7期。
[4] 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
[5] 廖大珂：《“日落国”考证——兼论明代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往》，《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张显清：《略论郑和远航的动因及其历史意义》，《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7期。
[7] 钱志乾：《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8] 郑家馨：《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与中国的关系》，《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
[9] 王录生：《建文帝避难贵州应是史实》，《文史天地》2003年第6期。
[10] 王冬青：《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1] 谭新：《郑和下西洋动因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12] 王纪潮：《郑和下西洋的正面意义有多大？——从梁庄王幕出土文物说起》，《博览群书》2005年第7期。
[13] 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14] 万明：《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15] 万明：《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6] 万明：《郑和下西洋的６００年记忆》，《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2期。
[17] 万明：《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求是杂志》2005年第10期。
[18] 沈福伟：《十四至十五世纪中国帆船的非洲航程》，《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9] 陈显泗：《郑和下西洋：古代对外开放的里程碑》，《江苏交通》2003年第1期。
[20] 李金明：《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的友好交往》，《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
[21] 徐斌：《郑和下西洋与琉球海上贸易》，《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2]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3] 薛克翘：《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当代亚太》2005年第1期。
[24] 赵德兴、付启元、李惠芬：《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郑和与15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25] 张箭：《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
[26]  陈日升：《郑和下西洋与福建人的海外迁移》，《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7] 梁向明：《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
[28] 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9] 陈尚胜：《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0] 〔法国〕麦里筱：《中国早期的地球观对明朝远洋航行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31] 郑明：《郑和下西洋与宝船复原考析》，《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4期。
[32] 顿贺：《由古文献记载谈郑和宝船尺度》，《船海工程》2004年第1期。
[33] 傅朗：《论郑和宝船与册封舟——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4] 张箭：《郑和宝船实际吨位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5] 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36] 梁志明：《论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37] 王健：《近代中国人研究郑和应始于1905年——梁启超<郑和传>发表时间考》，《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38] 李庆新：《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9] 池敬嘉：《郑和首次下西洋日期论析》，《台声》2005年第4期。
[40] 万明：《明代郑和的塑像——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41] 万明：《奉天命天保下西洋——明宫戏台上浓缩的历史》，《紫荆城》2005年第4期。
[42] 时平：《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43] 金国平、吴志良：《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44] 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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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郑自海：《南京<郑和家谱首序>的发现及南京<郑和家谱>的续修》，《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
[47] 马颖生：《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说应该可信》，《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48] 程杰：《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的<妙法莲华经>长卷》，《文物》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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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赵国军、马桂芬：《从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及其航海事业》，《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58] 杨怀中：《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回回民族史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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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宋岘：《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61] 王子华：《郑和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贡献》，《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62] 肖宪：《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63] 朱亚非：《郑和外交成就之思考——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64] 罗谧、肖季文：《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军事贡献——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师、历史学博士）